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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會吟唱

布朗女士的噪音樂隊《集合體》

文/張亦絢

必須寫詩來讚美她持續的節奏,必須跳舞來回應她展翅的語言,必須好好地沈默——只為了向她致敬。娜塔夏・布朗的《集合體》一舉擒下文學與政治核心:只要一人停止說謊,世界從此改觀。

○ 美人魚在英格蘭:聲音的失去與重獲

布朗說的故事,有個更古老的對照,就是安徒生的美人魚童話。對於小美人魚來說,得到愛、認同與另一個世界的接納是夢想——相比之下,原有身體與聲音就變得較不重要。然而,割捨掉自己的聲音,就會被當成沒有歷史與意見的人,成為影子一般的(非)存在。在二十一世紀的英格蘭,沒人是美人魚,大家都是人類,為什麼還會有人失去聲音呢?《集合體》的張力就在此:這不只是「如何把真實的自己說出來」,在 100 多頁裡,布朗的聲音刀子既劈向被壓迫的石化自我,也割開仍是現在進行式「以為是痂的未癒傷口」。

有次我對文學研究者提到,「在某些狀況裡,當法語系的人談『共和』或以此為書名,真正的意思不是說「共和好」,而是提醒『共和』的失落。祭出『共和』,不是說「共和在」,而是反諷地說,請別忘了最低『底線』」。書名《集合體》也使我感到與上述「共和」用法異曲同工。「集合」或「合體」相當於高懸疑點——誰說「集合體」,也是在說「分崩離析」。

○ 移民次代在路上:何處是我自己的家?

「Assembly」讓我想到的就不只是「集會」,還是「國會」。——小說沒有直接提及——「集合體」比較快令人想到正在「集合」的,是敘述者的自我、所屬社會或即將與男友父母共聚的「家宴」。阿嘉莎・克里斯蒂曾在小說中表示,講求和樂融融的團圓時空,迫使人隱藏真實,更易導致謀殺。卡夫卡的〈鄉村婚禮籌備〉則把通往婚姻的途中,寫得有如摔角賽——《集合體》除了頗得以上旨趣,它的「一路上」更加出人意表:如果阿嘉莎說的是經驗法則,卡夫卡專注人的內外交戰,布朗結合兩者時,還提煉出精密的政治測繪。

書中 58 頁只以 8 行回溯英國的牙買加移民與(被)反移民史——句句重擊,無一落空。在相關主題上,我沒看過更扼要、好懂且一針見血的「備忘錄」了——近三十年來(按《集合體》的好記性,則應該是「六十多年」),歐美政黨想要迎合社會中針對移民的暴力,以獲取更多選票,已成嚴重問題。包括《我們自身的外人》(克莉絲蒂娃著)或巴特勒沿「可悲慟的生命」展開的論述(見《非暴力的力量:政治場域中的倫理》),無一不是希望將對抗相關暴力,提高到政治層面上(阿岡本的讀者,在《集合體》中亦會辨識出可與「裸命」對話的部分)——布朗的「當事人」這樣說的:「住在這樣一個永遠要求妳離開的地方啊,妳無從了解,妳缺乏認識,妳在這裡沒有歷史。」其中一處,她還以四次重複的「恐懼」,直言此種移民次代「歸屬感被剝奪」的惶惑脆弱性。

——在關於美國與墨西哥邊界議題上,曾有墨裔美人說道:「我們沒有跨越邊界,是邊界跨越了我們。」(見大衛・狄連尼,《領域》)——在思考當代移(民)動史時,只使用地理的國家邊界,極可能是不公不義的。原因在於,國家在與資本主義結合的同時,就像拉橡皮筋一樣,層層疊疊出彈性不一的界線,並不時地鬆開與拉緊——透過政策,將某些移入者當作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非人人類」——這樣的惡意,可從法條或檔案中讀到。另方面,這種不顧經驗者的政策專斷性,除了本身就是霸凌,也與公共空間裡的歧視侵害形成共犯。——這也是為什麼,將「國會」這個民主機構之一,放在「集合體」的語義背景中,可以更好地了解小說的各個切面。

○ 在精神暴力的角落,被窒息者放出的清新空氣

巴赫汀曾道:「人受了騙,就成了物件。」這是為什麼騙局設局,總是對人格人權的殲滅。過往不少關於女性移民的小說,多寫出移民次代,受不了被當成家庭投資報酬的環節,在青春期就已崩潰或叛逃,這與不欲進入騙局有關——《忘恩負義:亞美文學中債台高築的女兒》就此做過深入的探討。《集合體》的女主角沒有成為「壞女兒」,還是「功成名就」的「多元楷模」,但她袒露長期不合理的屈從喑啞,等於告訴我們,並沒有比較厲害的適應美德,差別只在面對創傷的早晚——她與難有機會變成「多元代表人物」的所謂「非贏家移民」,共享的仍是同一命運。《集合體》針對的還有政治宣傳的問題。多年前,我曾看過一則報導,影片以旁白敘述難民對新社會的適應多麼成功,彷彿這種說法與受訪者說的「我們仍然在那條船上」的悲傷,沒有任何扞格——真的必須停止政治宣傳,因為謊言往往就是學來的。這種學來的謊言,會偷走人們說自己話的能力與機會。

——在讀《集合體》時,我強烈地感受到:在布朗的陳述中,相當於「一個明明被竊的人,還不斷被其他人當成賊」。為了生存,任職銀行業的女主角,把自己放入並背書「力爭上游,國家多元化」的神話中——直到她感覺被表裡不一的假相掏空——她頓悟:欺騙自己虛與委蛇還可以,「我無法對新世代的孩子傳播同樣的理念」。而以與優渥的男人婚配,替代國家作為逃生梯與庇護所,為了獲得「保護鞘」——在在都顯示了純粹的個人(出頭)主義在社會中,有限的出口與窮途末路——小說停在可能付諸實現的前一刻,因為這既看似「解決之道」,也是嚴肅的難題。

儘管充斥極為日常、鮮明、準確的精神與肢體暴力描述,《集合體》仍令我想起「福至心靈」四個字——許多文學經典都指出過這種存在:在苦難的混亂中,突然澄澈地發現不可取代的自我真實——布朗如汩汩噴泉的聲音,出自「置之於死地而後生」。這也是為何,我們清楚知道《集合體》的每字每句都來自快窒息的痛苦,卻仍感覺到——她的吟唱,宛如新鮮空氣撲鼻般地,暢快與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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