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 8 月 13 日發表
文：張亦絢

必須寫詩來讚美她持續的節奏，必須跳舞來回應她展翅的語言，必須好好地沈默——只為了向她致敬。娜塔夏・布朗的《集合體》一舉擒下文學與政治核心：只要一人停止說謊，世界從此改觀。

○ 美人魚在英格蘭：聲音的失去與重獲

布朗說的故事，有個更古老的對照，就是安徒生的美人魚童話。對於小美人魚來說，得到愛、認同與另一個世界的接納是夢想——相比之下，原有身體與聲音就變得較不重要。然而，割捨掉自己的聲音，就會被當成沒有歷史與意見的人，成為影子一般的（非）存在。在二十一世紀的英格蘭，沒人是美人魚，大家都是人類，為什麼還會有人失去聲音呢？《集合體》的張力就在此：這不只是「如何把真實的自己說出來」，在 100 多頁裡，布朗的聲音刀子既劈向被壓迫的石化自我，也割開仍是現在進行式「以為是痂的未癒傷口」。

有次我對文學研究者提到，「在某些狀況裡，當法語系的人談『共和』或以此為書名，真正的意思不是說「共和好」，而是提醒『共和』的失落。祭出『共和』，不是說「共和在」，而是反諷地說，請別忘了最低『底線』」。書名《集合體》也使我感到與上述「共和」用法異曲同工。「集合」或「合體」相當於高懸疑點——誰說「集合體」，也是在說「分崩離析」。

○ 移民次代在路上：何處是我自己的家？

「Assembly」讓我想到的就不只是「集會」，還是「國會」。——小說沒有直接提及——「集合體」比較快令人想到正在「集合」的，是敘述者的自我、所屬社會或即將與男友父母共聚的「家宴」。阿嘉莎・克里斯蒂曾在小說中表示，講求和樂融融的團圓時空，迫使人隱藏真實，更易導致謀殺。卡夫卡的〈鄉村婚禮籌備〉則把通往婚姻的途中，寫得有如摔角賽——《集合體》除了頗得以上旨趣，它的「一路上」更加出人意表：如果阿嘉莎說的是經驗法則，卡夫卡專注人的內外交戰，布朗結合兩者時，還提煉出精密的政治測繪。

書中 58 頁只以 8 行回溯英國的牙買加移民與（被）反移民史——句句重擊，無一落空。在相關主題上，我沒看過更扼要、好懂且一針見血的「備忘錄」了——近三十年來（按《集合體》的好記性，則應該是「六十多年」），歐美政黨想要迎合社會中針對移民的暴力，以獲取更多選票，已成嚴重問題。包括《我們自身的外人》（克莉絲蒂娃著）或巴特勒沿「可悲慟的生命」展開的論述（見《非暴力的力量：政治場域中的倫理》），無一不是希望將對抗相關暴力，提高到政治層面上（阿岡本的讀者，在《集合體》中亦會辨識出可與「裸命」對話的部分）——布朗的「當事人」這樣說的：「住在這樣一個永遠要求妳離開的地方啊，妳無從了解，妳缺乏認識，妳在這裡沒有歷史。」其中一處，她還以四次重複的「恐懼」，直言此種移民次代「歸屬感被剝奪」的惶惑脆弱性。

——在關於美國與墨西哥邊界議題上，曾有墨裔美人說道：「我們沒有跨越邊界，是邊界跨越了我們。」（見大衛・狄連尼，《領域》）——在思考當代移（民）動史時，只使用地理的國家邊界，極可能是不公不義的。原因在於，國家在與資本主義結合的同時，就像拉橡皮筋一樣，層層疊疊出彈性不一的界線，並不時地鬆開與拉緊——透過政策，將某些移入者當作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非人人類」——這樣的惡意，可從法條或檔案中讀到。另方面，這種不顧經驗者的政策專斷性，除了本身就是霸凌，也與公共空間裡的歧視侵害形成共犯。——這也是為什麼，將「國會」這個民主機構之一，放在「集合體」的語義背景中，可以更好地了解小說的各個切面。

○ 在精神暴力的角落，被窒息者放出的清新空氣

巴赫汀曾道：「人受了騙，就成了物件。」這是為什麼騙局設局，總是對人格人權的殲滅。過往不少關於女性移民的小說，多寫出移民次代，受不了被當成家庭投資報酬的環節，在青春期就已崩潰或叛逃，這與不欲進入騙局有關——《忘恩負義：亞美文學中債台高築的女兒》就此做過深入的探討。《集合體》的女主角沒有成為「壞女兒」，還是「功成名就」的「多元楷模」，但她袒露長期不合理的屈從喑啞，等於告訴我們，並沒有比較厲害的適應美德，差別只在面對創傷的早晚——她與難有機會變成「多元代表人物」的所謂「非贏家移民」，共享的仍是同一命運。《集合體》針對的還有政治宣傳的問題。多年前，我曾看過一則報導，影片以旁白敘述難民對新社會的適應多麼成功，彷彿這種說法與受訪者說的「我們仍然在那條船上」的悲傷，沒有任何扞格——真的必須停止政治宣傳，因為謊言往往就是學來的。這種學來的謊言，會偷走人們說自己話的能力與機會。

——在讀《集合體》時，我強烈地感受到：在布朗的陳述中，相當於「一個明明被竊的人，還不斷被其他人當成賊」。為了生存，任職銀行業的女主角，把自己放入並背書「力爭上游，國家多元化」的神話中——直到她感覺被表裡不一的假相掏空——她頓悟：欺騙自己虛與委蛇還可以，「我無法對新世代的孩子傳播同樣的理念」。而以與優渥的男人婚配，替代國家作為逃生梯與庇護所，為了獲得「保護鞘」——在在都顯示了純粹的個人（出頭）主義在社會中，有限的出口與窮途末路——小說停在可能付諸實現的前一刻，因為這既看似「解決之道」，也是嚴肅的難題。

儘管充斥極為日常、鮮明、準確的精神與肢體暴力描述，《集合體》仍令我想起「福至心靈」四個字——許多文學經典都指出過這種存在：在苦難的混亂中，突然澄澈地發現不可取代的自我真實——布朗如汩汩噴泉的聲音，出自「置之於死地而後生」。這也是為何，我們清楚知道《集合體》的每字每句都來自快窒息的痛苦，卻仍感覺到——她的吟唱，宛如新鮮空氣撲鼻般地，暢快與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