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

我和索拉雅已經三十年沒有見面。在此期間，我只有一次試圖打聽她的下落。我想我不敢見到她，我生怕年歲漸長的我會想要了解她，說不定甚至看懂了她，換言之，我生怕看懂了我自己，不願探究隱藏於其後的種種。時光荏苒，歲月流逝，我愈來愈不常想到她。我上了大學、讀了研究所、比我料想中較早結婚、接連生下兩個女兒，就算索拉雅曾經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各個影像也只是接二連三地一閃而過，有如水銀般迅速揮發，而她同樣瞬間再度消散。

我十三歲之時遇見索拉雅，也就是我們家出國待在瑞士的那一年。要不是我爸爸已經擺明告誡大家「誰都別相信、誰都得懷疑」，我們說不定會將「做出最壞的打算」奉為家訓。我們家在懸岩邊，但房子相當壯麗。我們是歐洲猶太人，即使在美國也一樣，換言之，我們這種人曾經遭逢種種浩劫，未來或許也是劫數難逃。我們爸媽吵得很兇，兩人的婚姻始終瀕臨破碎。家中的財務也前景堪虞；我們已被告知這棟房子即將出售。我們沒有任何收入，因為我爸爸跟我祖父經年累月扯著嗓門對罵，直到我爸爸終於從家族企業出走，再也不願天天跟我祖父幹譙。我爸爸重返校園時，我兩歲，我哥哥四歲。他先是攻讀醫學預科，然後進了哥倫比亞大學的醫學院，畢業之後在「特種手術醫院」的骨科實習，但何謂「特種」，我們並不曉得。在那七年的受訓生涯，我爸爸時時值班，在急診室待了無數個夜晚，見識了形形色色傷勢慘重的患者：汽車相撞，摩托車事故，甚至空難事件——那架飛往波哥大的哥倫比亞航空飛機驟然墜毀於長島科夫內科村時，我爸爸正好在醫院值班。心情沉到谷底時，他搞不好緊緊依附著心中的迷信，試圖相信倘若自己夜夜與驚恐對峙，說不定家人們即可躲過一劫。但在他擔任住院醫生的最後一年，我祖母在一個下著大雷雨的九月午後出了車禍，一部超速的貨車在第一大道和第十五街的轉角撞上她，造成她顱內出血。等到我爸爸趕至貝爾維醫院，他的母親已經躺在急診室的擔架床上，她捏了捏他的手，漸漸陷入昏迷，六星期之後就撒手西歸。她辭世不到一年之後，我爸爸完成住院醫師的訓練，將我們全家搬到瑞士，開始接受創傷醫學的訓練。

綠草如茵、井然有序、確保中立的瑞士居然設有世界一流的創傷中心，似乎顯得矛盾。當年那段期間，瑞士全國上下瀰漫著有如療養院或是精神病院的氛圍。但環繞四周的並不是加裝軟墊的高牆，而是皚皚的白雪，白雪捂住了聲響，軟化了一切，數百年下來，瑞士人因而不加思索地逕自怯言。但說不定這就是重點所在：只有一個執意於監控預算、從眾一致、產製鐘錶、火車從不誤點的國家才佔盡優勢，有辦法處理肢體遭受重創的緊急狀況。瑞士也是一個多語系的國家，這倒是一個令人驚喜的意外，讓我和我哥哥暫且忘卻家中的陰沉與紛爭。我爸爸受訓的機構在巴賽爾，隸屬德語區，但我媽媽認為我們應該持續學習法語，更何況瑞士德語幾乎就是德語，我們的外婆就是講德語，而她整個家族都遭到納粹殺害，不消說，任何事情只要跟德國沾上一點邊，我們都碰不得。所以我們就讀日內瓦的國際學校。我哥哥在學校住宿，但我剛滿十三歲，不符合住宿的標準。為了讓我免於承受德語引發的心靈創傷，爸媽幫我在日內瓦的西郊找到落腳之處，一九八七年九月，我搬進艾德菲爾德太太的家，成了她家的寄宿生。艾德菲爾德太太是個英文代課老師，頭髮染成稻草黃，臉頰紅通通，彷彿自小就習於濕冷的氣候，但不管怎麼說，她依然顯老。

我的小臥室有一扇窗，看出去就是一棵蘋果樹。我搬進來的那天，鮮紅的蘋果掉了滿地，在秋陽下漸漸腐爛。臥室裡有一張小桌子、一把閱讀椅、一張床鋪，床尾擱著一條折疊起來的軍用毛毯，灰色的毛毯非常陳舊，說不定二戰期間就已供人使用。褐色的地毯已經磨得脫線。

另外兩位寄宿生都已滿十八歲，共用走廊盡頭的臥室。我們那三張狹小的床鋪都曾歸艾德菲爾德太太的三個兒子所有，但他們已經長大成人，早在我們使用這些床鋪之前就搬了出去。家中看不到他們的照片，所以我們始終不知道他們的長相，但我們幾乎從未忘卻他們曾經睡在我們的床鋪上。艾德菲爾德太太的兒子們雖已離家，但他們和我們睡過同一張床，這樣的連繫想來有點淫蕩。艾德菲爾德太太也從沒提過她的先生，說不定她根本沒有結過婚。她不是那種樂於提及私事的人。就寢的時間一到，她默默關掉我們的電燈，連句話都沒說。

入住這棟屋宅的頭一晚，我隨同那兩個年紀比我大的女孩坐在她們臥室的地板上，身邊堆滿了她們的衣物。她們在家裡使用一款名為「黑色達卡」、價格低廉的男用古龍水，古龍水濃烈的香氣滲入她們的衣物，散發出一股我不熟悉的氣味。她們的體溫和獨特的膚質淡化了這股氣味，但她們的床單、隨手脫下的襯衫、隨身攜帶的包包依然不時散發出強烈的古龍水味，艾德菲爾德太太甚至不得不開窗透氣，冷風一吹，所有氣味再度隨風而逝。

我聆聽那兩個大姐姐閒聊她們的生活，字字句句有如密碼，令我不解。她們譏笑我不懂世事，但她們對我都非常和善。瑪莉來自曼谷，先前住過波士頓，索拉雅來自巴黎十六區，先前住過德黑蘭，她爸爸曾是皇家工程師，趁著革命之前帶著家人流亡海外，走時匆忙，來不及把索拉雅的玩具打包，卻已及時轉移大多資產。她們跟男孩子上床、濫用藥物、違抗父母與師長，行徑一再失控，致使兩人不得不到瑞士多讀一年高中，而在此之前，她們壓根兒沒聽過所謂的「十三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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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摸黑出門上學。走到公車站的途中，我們必須穿過一片田野，十一月間，田野已經覆滿白雪，枯黃乾硬的葉桿有如剪刀般冒出雪地。我們總是遲到。我們三人之中，始終只有我吃了早餐，始終有人的頭髮未乾、髮尾結了薄冰。我們冷颼颼地擠在公車站旁，吸著索拉雅的二手菸，等候下一班公車。公車載著我們行經一座亞美尼亞教堂，來到橘色的電車站，然後車程漫漫，把我們載往市區另一頭的校區。我們各有課程表，下課的時間不一樣，所以回程各自搭車，只有開學頭一天、在艾德菲爾德太太的堅持下，瑪莉和我相約一起搭車返回寄宿家庭，但我們搭了反向的電車，結果被載到邊境另一頭的法國。摸熟路線之後，我經常在電車站附近的書報攤逗留片刻買糖果，然後繼續轉搭公車，糖果擱放在開敞式的罐筒中，我媽媽總說那些糖果沾滿陌生人的細菌。

我從來不曾如此開心、如此自由自在。不單只是因為我逃開我那個陰鬱焦躁的家，更因為我不必再見到我那群小裡小氣、荷爾蒙作祟、殘酷得無以復加的高中同學。我年紀太輕，沒有資格考駕照，所以先前始終無處可逃，只能一頭鑽進書本，或是在我們家後面的森林裡走走。現在放學之後，我可以在日內瓦閒逛數小時。我始終沒有特定方向，但我經常走著走著就來到湖邊，觀看遊湖的船隻來來去去，或是幫我看到的遊客們編故事，尤其是那些坐在湖邊長椅上卿卿我我的情侶。有時我到H&M試穿衣服，或在舊城區四處閒逛，「宗教改革紀念碑」時時吸引我的目光，我非常喜歡那座威武高聳的石牆和牆上各個清教徒偉人的浮雕，我不識其名，只認得約翰・加爾文，當年我還沒聽過波赫士，我的生命與這位知名的阿根廷作家也還沒有任何交集，我不知道他一年之前剛在日內瓦辭世，也不知道他曾致函他的友人，信中聲稱他在日內瓦始終感到「莫名的欣喜」，同時闡述自己為什麼希望長眠於這個他客居的城市。多年之後，朋友送我一本波赫士的遊記《圖片冊》，書中有張巨幅的照片，照片中赫然是那幾座莊嚴肅穆、我年少之時經常造訪的偉人浮雕，令我大吃一驚。偉人們全都反猶太，堅信宿命論，認定天主握有絕對主權，照片之中，約翰・加爾文微微前傾，凝神俯視失明的波赫士，而波赫士拿著手杖坐在凸出的石塊上，下巴微微上揚。照片中的加爾文和波赫士，一人俯視，一人仰望，彷彿暗示著協和與默契，我跟加爾文之間稱不上有何默契，但我也曾坐在那個石塊上抬頭看著他。

在市區閒晃之時，有時會有男人用法文跟我搭訕，或是睜著眼睛不停打量我。這些偶遇令我難為情，在我心中留下一絲羞愧。這些男人通常是非洲人，笑容可掬，一口燦燦的白牙，但有次我站在一家巧克力專賣店前面觀賞櫥窗，一位歐洲男子從我身後走過來。他穿著一套體面的西裝，悄悄趨前，臉孔幾乎貼上我的頭髮。他操著微帶口音的英文在我耳邊悄悄說：「我一隻手就可以把妳折成兩截。」說完之後，他繼續前進，神態極為冷靜，腳步極為平穩，好像船隻航過無波的水面。我一路跑到電車站，上氣不接下氣地站著等車，直到電車進站、吱吱嘎嘎地停下，我如釋重負地上車，頹然癱坐在司機後面的座位上。

我們六點半就該準時上桌吃飯。艾德菲爾德太太座位後方的牆上掛著一幅小小的山景畫，直至今日，我一看到油彩繪製的小木屋、頸間掛著鐘鈴的乳牛，或是身穿格布圍裙採集野莓的山間小女孩，依然始終聯想到烤魚和水煮馬鈴薯的香味。用餐之時，大家很少交談。但說不定這只是因為我們在樓上的臥室裡聊了好多，相形之下，用餐之時的對話似乎不值得一提。

瑪莉的爸爸入伍從軍、駐派曼谷之時結識她媽媽，他把她帶回美國，幫她買了一部凱迪拉克轎車和一棟馬里蘭州的平房，兩人離婚之後，她媽媽返回泰國，其後十五年，瑪莉往返於爸媽之間，成了兩人爭奪的目標。她最近幾年都跟她媽媽住在曼谷，交了一個非常愛她、非常會吃醋的男朋友，她經常跟他上夜店跳舞、喝酒嗑藥、瘋一整夜，她媽媽無計可施，自己又忙著交男朋友，於是跟她爸爸提及這個狀況，她爸爸聽了大怒，喝令她離開曼谷，把她送到以女子「精修」學校著稱的瑞士，這些學校專擅修飾狂野不拘的女孩，磨去她們不雅的稜角，把她們捏塑為儀態優雅的淑女。「日內瓦國際學校」不是這種學校，但瑪莉既然已經超齡，沒辦法進入一所合宜的女子精修學校就讀——在這些學校的估算中，她業已成形，無法再被捏塑——於是她被送進「日內瓦國際學校」，在這裡多讀一年，完成她的高中學業，成了所謂的「十三年級生」。除了艾德菲爾德太太的家規，瑪莉的爸爸還嚴格規定宵禁時間，瑪莉偷喝艾德菲爾德太太的料理專用酒之後，這些禁令更是嚴苛。因為如此，所以在那些我沒有搭火車回去巴爾賽探望爸媽的周末，瑪莉和我經常一起待在寄宿家庭，索拉雅則經常外出。

索拉雅不像瑪莉一樣讓人覺得喜歡惹事生非。最起碼她不會輕率任性地惹麻煩，也不會一時衝動，不計後果地跨越旁人設下的界線或限制。如果非得說些什麼，索拉雅其實散發出某種權威感，好像打心眼裡就敏銳細膩，通曉世事。她的外表乾淨俐落，安靜沉穩，個頭嬌小，跟我差不多高，頭髮烏黑柔滑，剪了一個她所稱的「香奈兒鮑伯頭」，而且用眼線筆畫出完美的電眼。她的唇邊有道薄薄的美人鬚，但從未試圖掩飾，因為她肯定知道這樣讓她更具魅力。但她總是壓低嗓門說話，好像她跟你說的全是祕密，這或許是她自小養成的習慣，畢竟她小時候伊朗正在鬧革命，人人都需謹言慎行；這也可能是她少女時代養成的癖好，因為當年她看上眼的男孩和男人，莫不很快就超過她家人所能容忍的極限，她不得不審慎行事。通常在星期天、閒來無事之時，我們三人經常整天窩在索拉雅和瑪莉的臥室裡，一邊聽錄音帶，一邊聽索拉雅講述她的情史和她跟那些男人做過的事情，她嘴角叼支菸，聲音因為抽了菸更加低沉。如果我始終沒被她說的事情嚇到，部分原因在於我還不了解性事，更別提帶著色情的性事，致使不太明白對於性事應該抱持什麼期望。但我之所以沒被嚇到，原因也在於索拉雅冷然的語調。她講得雲淡風輕，好像什麼都打不倒她。但我猜想她覺得她必須試試自己有多少斤兩、探測自己具有多少與生俱來的實力，若是這股實力無法保護她，情況又會如何？她描述的性事似乎談不上歡愉，反倒像是某種她甘於承受的實驗。只有在這些東拉西扯的故事中，她才會提及德黑蘭，而只有在說起德黑蘭的種種過往之時，她才真正喜形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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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飄了雪；當那位商界人士出現在我們的談話裡，肯定已是十一月間。他是荷蘭人，年紀是索拉雅的兩倍以上，他住在一棟沒裝窗簾、位於阿姆斯特丹運河畔的房子裡，但他每隔兩星期就到日內瓦出差。我記得他是個銀行家。我也記得他家裡沒裝窗簾，因為他跟索拉雅說他操幹他太太的時候一定開著燈，確保紳士運河對岸的人們可以看著她。他下榻皇家旅館，索拉雅的叔叔有次帶她去旅館的餐廳喝下午茶，她就是在那裡頭一次遇見他。他跟她隔著幾張桌子，當她叔叔操著波斯語嘮叨抱怨他的孩子們揮霍成性，索拉雅看著銀行家優雅嫻熟地幫盤中的魚去骨。他精準地舞動刀叉，神情極致沉穩，慢條斯理地剔除整條魚骨。人們吃魚之時不免從嘴裡移除魚骨，但他不同，他自始至終沒有從口中吐出任何魚骨。他緩緩地、一絲不苟地剔除魚骨，看起來似乎一點都不餓。然後他從容不迫地吃魚，自始至終沒有被魚骨哽到，甚至從未因為被一小根沒剔乾淨的魚骨刺到喉嚨而眉頭一皺、閃過一絲不悅的怪相。像他這樣的男人可以轉化一個本質上可稱殘暴的舉動，使之看來細緻優雅。她叔叔去上洗手間時，銀行家示意付帳、付了現金、從座位上站起來、扣上他的休閒外套，但他沒有直接走出餐廳、邁向門外的旅館大廳，反而繞過索拉雅的桌旁，在桌上放下一張五百瑞士法郎的紙鈔。他用藍色原子筆把他的房間號碼寫在阿爾布雷希特・馮・哈勒的肖像上，好像阿爾布雷希特・馮・哈勒為她獻上這個寶貴的訊息。稍後當她跪在旅館的床上、被露臺灌進來的寒風凍得發僵，銀行家跟她說他總是訂一間俯瞰湖景的房間，因為日內瓦湖的大噴泉強而有力，噴出的水柱高達數百英呎，撩撥他的性慾。她躺在艾德菲爾德太太的兒子睡過的雙人床上跟我們複述此事，雙腳懸空晃來晃去，笑得停不下來。即使她覺得此事非常可笑，他們依然做出協定。從那時起，如果他想讓索拉雅知道他即將來訪，他就打電話到艾德菲爾德太太家，謊稱他是她叔叔。至於那張五百瑞士法郎的紙鈔，索拉雅自此將之收放在她床頭櫃的抽屜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