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司馬遼太郎

如果一定要把我和唐納德基恩氏之間拉上一點關係的話，那麼，除了我們是隔著太平洋這個水塘而共同體驗了那場戰爭這個意義上來說的戰友以外，別無其他。很可惜，對我來說，雖然完全不能理解那場戰爭究竟有什麼意義，但是至少從日本文化這一個世界來看，如果沒有那場戰爭，在這個文化圈裡就不可能擁有唐納德基恩氏這樣一個天才了。　

我和基恩氏認識以後，對他有著種種不可思議的印象。他看上去已經到了鬢髮斑白的年齡，但我從來沒有見過比他更容易重新回到自己的少年時代的人了。我覺得在那柔軟有如小鳥的絨毛一樣美麗的睫毛下面的那雙眼睛，總是備有著少年似的驚訝和錯愕，同時，用他那具有智慧性的好奇心和感受性來捕捉住事物，並且在捕捉住以後，又立即蒸餾使之滴下真實之火不停地燃燒下去。這火焰，自從在紐約昏暗的地鐵車站上，一邊坐著，一邊緊盯著自己收集書寫的漢字，思考著其中那不可思議的魅力和那遙遠的世界裡充滿著未知的文明，有如不熄的明燈一直持續地燃燒著的少年時代。是戰爭把這個少年拖進了學習日語的命運中去了。不久，在日本文學這一人類所持有的特異世界裡裝上強有力的普遍性翅膀的工作就由這個人來承擔了。

我是偶然生為日本人的。僅僅是區政府機關裡有我的戶口在，我才屬於日本國的一員而已，也僅僅是這樣一個理由，讓我產生了若說對日本的了解，舍我其誰的錯覺。許多日本人肯定也和我相似，都抱有同樣的錯覺。等發覺有時這不過是一個錯覺時，不覺又對這一點愕然失色。而讓我們常常如此愕然失色的起因就是唐納德．基恩的著作。

「您能和基恩先生進行一次對談嗎？」

向我提議的是中央公論社會長島中鵬二先生。當初，我覺得沒有比這更鬱悶的了，便一口拒絕了。我算是被收入在日本作家名冊裡的一個，不過那些名冊都是別人編的，我自己本身並沒有把自己看作是作家，反而拚命希望不要被當作作家來看。還有，我自己所寫的東西是小說還是別的什麼自己沒有規定過，我自己深知如果這樣規定了我會連一個字也寫不出來。這是因為首先對我來說，最不熟悉的世界就是日本文學史。我沒有在日本文學史這樣一層重壓下，一邊苦苦掙扎一邊寫著小說或者類似的東西的勇氣，所以，盡量拒絕有關這一類的知識進入自己的頭腦。

但是，唐納德基恩氏不僅對日本文學具有著素質極其良好的感受性和知識，而且他還是一個正在著手至今為止沒有誰能夠完成的艱鉅的日本文學史的寫作的大學問家。

「如果基恩先生能捨棄有關日本文學的話題不談，敝人願意奉陪。」

我向島中提出了對我有利而對基恩先生並無一利的方案，不過，基恩先生還是爽快地接受了。結果才促成了此次的對談。另外我還對島中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

「請安排一個虛構出來的又看似偶然的環境。也就是說，這兩個同年代的對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抱著興趣的人，無意中在街上相遇，便漫不經心地站著聊了起來。如果有這麼一個形式，真是感激不盡了。」

對我如此的建議，基恩先生也完全表示了理解。

雖說是大冷天，我們還是在大和的平城宮址見了面。那是初次的相會。傍晚時分，在奈良投宿共飲；第二次是在京都的銀閣寺見面。等到參觀的人都離開了以後的夜晚，銀色沙灘的對面，那深藍色的夜空上掛著鐮刀似的月亮。完全就如舞台上的一幕佈景，讓人誤以為是中央公論社特意發射了一個月亮那樣，真是一派恰到好處的風景；而第三次是坐在象徵著江戶末期「蘭學」流行的大阪「適塾」裡已經泛紅的草蓆上見面的。然後又去了港口商業鬧市的一個名叫「丸治」的小酒店裡的二樓對談。大阪是我的故鄉，但是我卻連基恩先生萬分之一的有關近松和西鶴的談資都沒有。使這煞費苦心的浪華的舞台實在顯得冷清。

「這附近也許是芭蕉臨終之地吧？」

還是一個芭蕉研究學家的基恩既然這樣說出了口，我這個作為這塊土地的居住者就不得不作一番嚮導了。確實，中學的時候，看見過御堂筋的一角的「花屋」處豎有那麼一塊石碑的，憑著我的一點微弱記憶。在御堂筋裡兜了一個又一個地方，總算在路旁一小塊綠地上看見了那塊豎著的石碑的時候，老實說，心裡像一塊石頭落了地。　

「還在呢。」

我這樣說了一句，基恩先生一邊自言自語地跟了一句「是的。」一邊蹲下身來湊近了碑面。我連擦了幾根火柴，為他提供了一點微光。如果說，對他的芭蕉研究我起過什麼作用的話，那就是這幾根火柴的火光了吧。

之後，我們準備搭計程車去大阪的北面。我站著，等著招呼汽車開過來，可是左等右等之後才發現不管什麼車都往南面去。御堂筋座落在只往南去的單行通道的地方。

「司馬先生，這裡不是單行道嗎？」

從紐約來的基恩在提醒著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對，對。我確實在報上看到過」，說著，便拉著基恩先生換了一個等的地方。夜晚的港口，不見有什麼行人，感覺到就像在森林裡漂游一般。總算找到了前往北面的道路，而基恩先生也肯定對我的辨不清方向吃驚不小吧。我在向大阪府交付住民稅這一點上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大阪府住民，不過夠格作大阪嚮導的能力也不過爾爾，更何況，在談到日本文化這個人類共有的財產時，我不過是一個濫竽充數的摸索者，根本沒有高談闊論的勇氣。

不過，交談中一直保持著一種愉快的心情，而且，此次和基恩先生進行的對談覺得特別愉快。

「這是我再怎麼也不希望看到它滅亡的民族之一，那就是大和民族，就是日本人。從太古以來就擁有文明而讓我如此產生興趣的民族，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在別的地方是否還有。對最近的日本的迅猛發展也是，我絲毫不覺得不可思議。他們很貧窮，然而很高貴。」　

　

這段話出自於市原豐太氏的隨筆。據說，是詩人大使保爾．克洛代爾（Paul Claudel，一八六八－一九五五，擔任駐日大使之前，長期擔任駐中國大使。現代法國文壇上介紹中國文化的第一人，在他之前，法國人所知的中國幾乎都來自傳教士的書）在一次晚會上對瓦樂希（Paul Valéry，一八七一－一九四五，法國作家、詩人）所說的一段話。時間是昭和十八年的秋天，正是日本的敗勢終於變濃，基恩先生和我都被趕到了戰場上去的時期。這段話對我來說，既是理所當然的，也是美妙動聽的，肯定對在日本語的世界裡比日本人還要浸透了才智和感情的基恩先生來說也是同樣的吧。但是，此次對談是用日語舉行的。充分發揮了日語所擁有的含羞功能，我們抑制住沒有被那美妙動聽所陶醉，將雙方用體溫感覺到的日本文化，原封不動地讓這體溫形成了文字。

於浪華東郊的寓居

司馬遼太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