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獄門前

在地鐵中，一個矮小結實的男人從他的座位站了起來。

「我請您立刻坐下！」他中氣十足，大聲地說，左手指著他讓給我的座位。大部份其他的乘客則假裝什麼也沒有聽見。這班地鐵擠滿了人，就像每個早晨上班前的時刻那般。我只是許多必須站著的人當中的其中一位。當然，要不是我在那天早晨第一次戴上「猶太星」，那麼，這個男人肯定不會讓位給我。

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從那天起，我們被迫這麼做。在前一晚，我依照規定將這塊黃色布徽縫在大衣的左胸前。猶太福利局必須給每個猶太人四片這樣的星形布徽，並且收取相關費用。

愛麗與我約好了每天早晨一起去上班。她去懷特先生的辦公室，我當時則去克尼普麥爾先生那裡。我們擔心在外面遇上別人「興之所至」的反應。至於柏林市民，我們並不害怕，況且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問題。幾個月以來，我都搭同一班地鐵，進同一個車廂，另一名青年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他是誰，我們從來沒有交談過，彼此間卻發展出一種莫名的好感。我只知道他不是猶太人。我承認自己也會擔心，萬一他發現了我戴著的猶太星，他會有怎樣的反應。那天早晨，他證明了我的憂慮是多餘的。戴上猶太星的第一天後，我再也沒看見他。可能是偶然吧，又也許他也會害怕看見這些。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像這位先生這樣的勇氣，強迫我接受他的讓座。當我小聲告訴他這樣違法，會受罰的是我不是他的時候，他只好屈服了。

當我在莫克橋站下車時，他跟著我，問我能不能陪我走一段。這樣總不犯法了。我沒辦法跟他說是怎樣的原因讓我覺得他的陪伴使我很不舒服。幾步路以後，我懇求他讓我自己一個人走，他也這麼做了。那段時間，我在克尼普麥爾公司上班，且絕不能讓辦公室的人看見我戴著「猶太星」。我重複著如下或者類似的動作幾百回——在四下無人的廊道脫下縫著黃星星的大衣，然後穿上沒有縫上黃星星的外套。這樣並非沒有危險，因為若有個蓋世太保特務盯上我，那麼我的命運就會像那些不幸的猶太人一樣，他們在街上被蓋世太保攔下來，用鉛筆檢查黃星星是否穩妥地縫好固定住。他們任意專斷的判決，使猶太人無可避免地被送進了集中營。我必須不斷更換大衣，不只是因為猶太人從那時起除了上下班時間之外，已經不許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而且要是我穿上別著「猶太星」的大衣出現在雜貨商理查‧雍漢斯那裡，他就不能再提供食品貨物給我們了。而葛姆茲小姐也將不能收我們的衣服去洗，特別是她總是在週末市集幫我們向固定商家代買肉類，要是她知道我有黃星星，我就沒辦法繼續跟她領取代購的肉品了。當然，我還是繼續聽音樂會、去劇場與電影院。佩戴猶太星的人是不允許去的。

換大衣這種「花招」可一點也不容易。這個招數必須找到一個地方，可以脫掉縫上黃星星的衣服，並穿上沒有黃星星的替代衣物。在一幢建築物當中被認出是猶太人，當然就不能不佩戴它出門。當然，在回到住家的路上，大衣也絕不能沒有黃星星。最「尷尬」的事情往往是遇到了認識的猶太人，他們打招呼或是走上前來，卻沒有發現我沒有戴黃星星。好幾次我都這麼「失禮」，我假裝沒看到他們，很快地走掉，而沒有回應他們的招呼。

「我拜託妳不要這麼誇張。」我的母親苦苦哀求。「只有在不得不的時候，才能把黃星星取下來！」

我答應了她；但是沒有黃星星，我的日子當然比較舒服。

就像其他的猶太人，有時候會有非常愉快的經歷。我還記得，在地鐵中、在街上，大多時候是在熙來攘往的城市裡，有時會有不認識的人就這麼走上前來，放進一些東西在我的大衣口袋裡，表面上卻假裝看著另一個方向。有時那是一顆蘋果，有時是一塊肉，總之就是猶太人不能公開取得的東西。然而「猶太星」也造成了某種帶著歧視的疏離。我感到那就像是在臉上戴著一只面具。有些人帶著恨意看著我；另一些人則流露出同情的目光；還有一些人看見我，眼神會馬上逃開。

我還記得這種「被盯著看」的感覺有多麼難以忍受。那次是在地鐵站，我們在等火車。一個女人不斷地靠近我，盯著我看。最後我沒法忍受，就抬頭問她：

「您大概從來沒見過猶太女人吧？」她馬上臉紅。「那麼您就好好地看一看我。我不反對您這麼做。」這個女人於是轉過頭去，什麼也沒說。

另一回是在我與母親去購物的途中。那時是冬天，下著雪。忽然有人抓住我的袖子，然後將掃帚放進我母親與我的手中，命令我們：「把街道掃乾淨！」我們聊天聊得太忘我，以至於沒看見其他的猶太人已經被擋下來要求鏟雪。於是我堆起笑容，母親則建議一邊唱歌，一定要心情好，工作才會順暢。此外，我們也會用手勢暗示其他靠近的猶太人，請他們最好走別條路。過一會兒，那位納粹又失去耐性，於是將掃帚從我們的手中搶走。

「你們給我滾！」他對我們喊道。

最慘的是猶太小孩，他們六歲起便必須戴上「猶太星」。因為就算是小孩也會像大人一樣施展暴力，煽動對猶太人的仇恨，非猶太小孩時常見到猶太小孩就毆打他們，除非他們的父母有勇氣教導孩子改正已經習得的歧視猶太人的觀念。我不只一次打過非猶太小孩，好讓猶太孩子們有機會逃脫，這樣放肆的舉動，對我自己而言並不是不危險，它的危險程度不亞於走在路上沒有戴黃星星一樣。

每天下午四點到五點之間，猶太女人們會蜂擁至柏林某些區域去購物，這是她們唯一可以購物的時間。誰有能力在一小時內完成購物？尤其是那些還有許多猶太人聚居的區域。猶太女人在一家又一家的商店間疲於奔命，這種蜂擁而至的狀態使得商店老闆無能再偷偷塞點東西給老顧客。然而，他們時常找到方式幫忙。人有適應環境的能力，我們也做好了應對措施，我們總是能找到出口。但是很明顯的是——柏林猶太人的狀況越來越艱辛，傳聞有些可怕的事情發生，那是針對猶太人的，那些事情不斷增加，使人越來越不安。我請求母親不要用這些「猶太口語廣播」的口號來打擾我，那些消息是她從福利處那邊聽來的。我一點也不想知道。

「可是也許這些傳聞是真的。」我母親這樣認為。

「如果我事先知道，然後讓自己害怕，這樣有什麼用？」我振振有詞地說。然而有一天，這種傳聞強迫我直接面對一場可怕的衝突。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猶太教會的職員海夫特先生衝進了懷特先生的盲人工坊；他的具體職務是什麼，我已經忘了。他的神情混亂，可能人家跟他說過了什麼，而他完全無法明白。他要求即刻與懷特先生說話。他們已熟識多年，我也知道懷特先生經常偷偷塞給海夫特一些東西，比如指甲刷或是小掃帚，因為他也無法取得其他的必需品。海夫特消失在懷特先生的辦公室裡。幾分鐘後，懷特先生喚愛麗過去。過了不久，她離開他的辦公室，臉色一片蒼白。她步履極其緩慢地走回自己的辦公桌，環抱自己的桌燈，像在擁抱，然後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裡。

「怎麼啦，愛麗，我的天，妳倒是說些話！」我逼迫她。我感到有些可怕的事情發生了。等她慢慢地回過神來，她說：「今晚會有幾百個猶太人從家裡被帶走，送到東邊去，到集中營。」我不願意相信。

「這是真的嗎？這一定又是那些奇怪的傳聞吧。」我不耐煩地說。

「不是，真的不是，海夫特先生知道這件事情。猶太教會的職員必須協助運輸。」

然後，懷特先生與海夫特先生出現了。

「我們被禁止說出這些事。可是我沒辦法再沉默了。我必須找到可以信任的人。」他絕望地繼續說。他的眼睛因為過度疲憊而顯得渾沌呆滯，淚水同時在眼眶裡打轉。「請您務必，務必不要告訴別人！」

韋納‧巴許的妻子也在猶太教會上班，她一點也不相信這件事。但是海夫特先生只有讓幾個人負責這件事情，並且要他們絕對保密。

我想知道更多。為什麼？什麼時候？誰？如何進行？海夫特先生近來緊張地四處奔忙，他的回答有些不知所云，大概是說所有將被驅逐出去的人，最近都收到了猶太教會寄出的單子，要他們詳列所有產物，包括床單或地毯數量。¬他們必須將這張清單填妥寄回教會。

「我的天，霍恩斯坦太太。」我猛然想起她。我們驚訝於霍恩斯坦小姐竟然收到了這張單子，而我們四個都沒收到。霍恩斯坦太太是個六十五歲的寡婦，她住在歐嘉阿姨家的前廳。當她給我們看這張表格的時候，我們一點興趣也沒有：

「我們一定也會收到吧。」大概是三個星期前的事。關於這張單子，沒有人多想。

我們幾個人，包括懷特先生與愛麗、巴許先生與我，大家在那天早上都沒辦法繼續工作。我們不斷猜想與討論。我們得知的事情簡直難以想像。怎麼會是勞動營呢？像霍恩斯坦太太這樣六十五歲、已經不再健康的老太太，就要被送進勞動營？也許事情搞錯了，應該會很快更正吧？也許這個不可想像的消息根本不是真的。

「今天晚上千萬不要在八點以後出門。」懷特先生知道我愛玩，特別警告我：「要是八點以後門鈴響了，一定要穿上有黃星星的大衣。」猶太人必須依照規定，在家裡也要佩戴黃星星。

我一路跑回家，然後告訴母親今天聽到的事情。她一點也不信——誰會去相信呢？但是到底要不要告訴霍恩斯坦太太這件事情，我們討論了好幾個小時。怎樣才是對的呢？她會不會在那裡擔驚受怕好幾個小時？也許這根本只是諸多傳聞的其中一個，只是傳聞而不是真的。那要是真的遇上了呢？她能夠事先有所準備嗎？顯然不行。這些討論延續了好幾天。也許她可以逃跑。如果是這樣，那蓋世太保就會開始抓她，而我們就得負責。可是一個這樣年紀的婦女，行動有些遲緩，不是非常健康，這樣一個只為自己孩子與兒孫而活的老太太，她才不會做像逃跑這樣的事情。

八點多一點，門鈴果然響了，我感到那聲音霸道且令人戰慄。我母親癱坐在那裡。她不出聲地跟我耳語：「我的天。」站在門口想要進來的人是誰，已經一清二楚，我於是穿起我的「猶太星」外套，然後去開門。在我面前，站著兩位穿著灰絨大衣的高大男人，他們問：

「有一位克拉拉‧莎拉‧霍恩斯坦是不是住在這裡？」我指著她的房門，然後走回母親那裡。

「我們得跟歐嘉阿姨說。」她說。

「不可能！怎麼可能！」她聽完我們說的話以後，吃驚地大喊。老太太渾身顫抖地坐到我們身邊。這時候，我們滿心害怕，只敢細聲耳語，並且激動地聽周圍所有的聲音。我們的房門並沒有關緊。我已經不知道我們還能在這裡坐多久。在霍恩斯坦太太的房間裡，除了許多人的腳步聲之外，我們什麼也聽不見。然後我們聽見她的聲音，她喊著歐嘉阿姨的名字，歐嘉阿姨震驚地起身，躊躇地走到門邊。她站在門邊喊道：

「是，有什麼事嗎？」

霍恩斯坦太太非常小聲地說，她會被帶走。更多的她就不知道了。可以的話，她會盡快與她聯絡。其中一個男人似乎想要打破大家的幻想，迅速補充道，這個房間會被查封。被貼上封條的房間是不准進入，也不准從中偷竊物件，否則將依法處罰，然後他們就把霍恩斯坦太太帶出門了。我們只聽見大門砰一聲關上，樓梯間傳來靴子響亮的步伐，以及霍恩斯坦太太微小卻急促的腳步聲。然後，我們便什麼也聽不見。一切復歸寂靜。

我母親與我從黑暗的房間走到廊道。歐嘉阿姨整個人像被釘住一樣，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她豐腴的手臂從她沉重腫脹的身軀垂下來。她的腦袋彷彿只剩下驚詫，嘴巴半開似要叫喊，卻從未喊出來，她的雙眼盯著我的母親看：

「艾拉，」她終於喊出聲，衝上前去擁抱她。「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我的母親再次簡短地跟她說我們那天早晨之後知道的事。那時候老太太不是不明白，就是不願理解。

我受不了這一幕。「我們一定要做點事情。跟別人通知這件事，做些什麼都好！」我不斷地喊。這時，門鈴又響了兩聲。那是施洛德小姐，我們的女門房，她也看見霍恩斯坦太太被帶走了。這個始終穿著圍裙的矮胖女人衝進了我們的屋子。

「他們要對霍恩斯坦太太做什麼？剛剛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把來龍去脈告訴她。這個老女人緊抓著廚房桌子。她站在那裡，低著頭聳著肩，然後放聲大叫：

「罪犯！謀殺者！」我們沒有辦法讓她靜下來。

我說，我們有義務通知霍恩斯坦的子女，大家都同意了。但是要怎麼通知呢？猶太人沒有電話。施洛德小姐會幫我們做這件事情嗎？她驚訝地拒絕了。

「不行，不行。我不能自己去找這些人，跟他們說你們的母親被拖走了。這太可怕了。」施洛德小姐喊道。最後她答應陪著我一起去。這天晚上，我一點也不擔心八點以後在街上走會被抓，因為蓋世太保有其他的事要忙。

今天我已經不知道，那時我是怎麼說出這些事情的。霍恩斯坦太太的女兒與女婿沉默聆聽不發一語。我們推託說晚上不能在街上露面，很快地又離開了他們家。我們在外面不顧一切奔跑，甚至忘了速度有多快。那晚的天空沒有月亮，四周一片黑暗。

第二天早晨，坊間很快開始有傳言列維索街的猶太教堂裡，被捕的人正等待被送出去。意思就是我們還可以送東西給他們。但是後來卻又傳出最悲慘的傳聞——他們身上的東西無論如何都會被沒收，他們被打、也沒得吃。霍恩斯坦太太的女婿來找我們。他知道他不能進霍恩斯坦太太的房間。但不知怎地，他想至少到她的房門口站一會兒，最後一次感受並且環抱她的存在。身材矮小的他安靜地站在那裡。話語從薄薄的嘴唇流露出來，他說自己到過列維索街那邊，想轉交一些食物給母親在路上吃。一如其他知道自己親戚在猶太教堂的人一樣，大家都被拒絕了。「我們會好好待她。」猶太教會的一個職員這樣說。「大家不必感到不安；她會以所有對待人類可能的方式被對待。」他們這麼說。

十月十七日，我們趁著天黑去了一趟猶太教堂。我們在街道的另一邊，不敢更靠近。我們看著猶太教堂，除了幾扇燈亮著的窗，我們什麼也看不見。在這樣的一天，教堂難得沒有活動。過去二十四小時在這裡發生的事情，我們也只能預想。一如大家知道的，有一千多人被關在猶太教堂，等待被送走。大部分是六十五歲以上、無法工作的人。我們倆想到自己還有工作，不禁鬆了口氣，同時也感到羞恥。把我們與這些人分隔起來的，不只是眼前教會的牆壁與守衛。裡面的人們以一種不真實的方式與我們分別開來。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八日，從柏林到洛茲的第一批人員運送完畢。幾週後，我們收到一張印好的卡片。「我過得很好。我在洛茲。寄包裹給我。」卡片上面有一組號碼；這組號碼應該也成為她手臂上的刺青了。

是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持續寄了包裹。她應該會收到麵包、乾果，以及我們省吃儉用留給她的東西。但我們卻從未收到她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