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這是一本有關語言的書：有關語言能做與不能做的事。它是由兩個人在延續好幾個月的時間裡寫就，從一個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發，並以對話的方式呈現。雖然它處理了某些語言學的課題、探討了一些熟悉的爭論，同時希望作出一些能夠獲得普遍認同的陳述，但是它不是專家所寫，或是為專家而寫。儘管這本書並不想要建立理論體系，卻可以讓我們在幾個月的對話中針對某些看來是急迫的、引人入勝的、值得深入面對的問題找到答案。

這本書是在心平氣和但認真熱切的討論中完成，內容有關人們在使用語言或談及語言時，他們其實在做什麼。在這個論題下，我們的立場幾乎是不可能中立的。當我們意識到語言這個人類古老而偉大的工具，便發現它是可以被愛、被尊敬，或被投以懷疑的目光——或甚至被毀滅的。我們是否因為能夠說話而得到當人類的資格，仍是一個有爭議的議題。但很清楚的是，語言很大程度上構成我們的身份。

在我們的探尋中，有幾個議題獲得比較多的關注。由於整個對話是在翻譯的脈絡下產生，核心的問題在於把文學和非文學的內容從一個語言搬到另一個語言的過程。很快地，擺在眼前的，是人們認為自然而簡單的日常活動，像是書寫、說話和溝通，其實是相當複雜的。這些活動其實很大程度影響我們如何思考自己，以及我們如何看待別人；這些活動看得出來滲透了我們的情緒，並決定了治理這世界的規則。個人、國家、商業活動與科學研究都有部分是由語言和語言的交換所構成。書籍在優勢語言的網絡下出版、販售、閱讀。因此，語言是什麼，以及語言能做什麼，是頗為複雜、迷人，而有時候是不公平的。這本書的寫作，是要指出一些普遍的假設（像是我們的母語是什麼），和已被忘記的前提（像是自然語言決定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或許是值得我們從新審視的。即使是「麵包」或「兔子」這些最簡單的字，在努力不懈的細究下，也可能變得神祕而難以理解。

在第一章「母語」中，我們討論那些過著雙重語言生活的人：他們在朋友和家人之間說著母語，但在公共和職業的生活上說著種種「主要」語言中的一種。他們之間包括了使用「主要」語言開展其寫作生涯的「少數」語言社群作家。如果一個人必須使用某種永遠比不上母語來得自在的語言從事文字創作，我們便會問，如此的命運會不會令人感到有點不安？一個人真正能夠像「愛」他在母親膝下學習的語言一樣「愛」一種習得的語言嗎？

憑著其唯一國家語言的地位及主導著國家文化的力量，而強迫小孩子在學校說「主要」語言，已證明是壓抑區域性方言和推行國家理想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突出的「主要」語言能力也是一個年輕人在現今世界出人頭地的方法之一——不僅是在文學創作世界，更是在更寬廣的工商業領域。

然而在一個國家裡，強烈傾向單一語言有其負面影響：擁有第二語言的能力，就如腓特烈・賀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所認為的，能讓我們的內心與外在世界有某種距離、讓我們逃離單一語言中似乎認為「符徵」等同「符旨」是不容置疑、是「自然」的這種現象。

就個人層面而言，我們二人的家族歷史都包含有兩個時刻，一個是當方言或「少數」語言被放棄，另一個是當「主要」語言被採用。在我們其中一人（柯慈）的個案中，兩個時刻的出現是否明智——特別是英語的採用——已在回過頭來的審視下，開始產生質疑。這些質疑導致了在翻譯領域中進行的一些實驗，將會在第三章更詳細地討論。

翻譯文本的確切地位是什麼？與「原文」相較，譯文是否老是處於次要地位？班雅民（Walter Benjamin）認為一個作品的所有翻譯相加起來，會在某種意義上超越原文。在第二章，我們討論一個從事西班牙語與英語的翻譯工作者在面對一些內在於兩個語言的差異問題時所採取的方法，就像是英語裡的you在不同脈絡下的通用意味著社交距離的缺乏，又或者是相較於英語裡強調性別的文法幾乎全部消失，西班牙語裡則有鉅細靡遺的性別文法系統。

為什麼某些語言，像西班牙語，有內建的性別差異？有鑑於我們沒有歷史文獻佐證，一定程度上這個問題是無解的。十九世紀德國的歷史語言學者認真地進行了最後一次嚴肅的嘗試，要解決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在人類文化誕生時，我們祖先的生活，在不同層面都是具有性別意識的。事實上，某一個東西在某個語言中可能被歸類為陽性，而在另一個語言中被歸類為陰性，這並不是說性別的指派是任意為之，相反地，這證明了每一個文化都有其獨一無二的世界觀，而這世界觀在其語言中呈現出來。

如果說每一個語言皆呈現出自身的、獨一無二的宇宙地圖，以及人類生活經驗，但是當某樣東西出現在某張地圖上，卻未出現在另一張上，那麼翻譯者要如何進行他的工作呢？是不是每個語言都有其語意空隙，亦即是說某些物件或感覺是這個語言沒能認知的呢？在簡單的情況下，譯者可以用意譯，或為外來語創造新詞；但當牽涉到整個文法的次系統時，像是性別，問題就變得更複雜深遠了。

具有性別意識的語言在今日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女性主義者質疑掌握支配地位的陽性規範，在其中，陰性只被視為衍生自陽性。語言學上的性別改革在好幾種語言中努力進行。語言是否應該要清除性別標記成為性別政治的議題。

在阿根廷西班牙語的案例中，把具有性別意識的部分中性化已經在進行。但是當複數型要les取代los（前者是陰性陽性共用的間接代名詞，後者則為陽性直接受詞）以避免過度偏向男性中心，便引起了反對聲浪：有些族群一直抗拒由一群沒有代表性的女性進行從上而下的改變。我們其中一位討論人（柯慈）對全面性的語言改造工程有所保留，但我們深信往新的、性別中性方向的邁進有其重要性，儘管這過程中政治的重要性似乎超過語言成規的侵犯。

支持語言上性別系統的改革派所持的論據，宣稱我們所使用的語言影響，或甚至決定了我們看世界的方式。宣稱語言，通常是母語，決定了我們看世界的方式，與堅持普世語言通則的立場背道而馳，後者認為我們對世界的認知獨立於語言之外。

翻譯者對文本所承擔的忠誠義務，是否包括譯者認為在道德上令人反感（像是種族主義、仇女⋯⋯）的原文用語？有沒有一種具有批判性的翻譯實務可以有空間，能與原文維持某種經過深思熟慮的距離？這兩個問題，以及其他屬於翻譯倫理層面的問題，會在第三章處理。然而該章節的核心議題之所以成為關注點，是源自最近一部大部分以現代西班牙為背景的中篇小說《波蘭人》（The Pole），由柯慈用英語寫成，再由狄莫普洛斯翻譯成西班牙語，名為El polaco。

整個翻譯工程的目標十分不尋常：要讓El polaco成為「原文」，意思是此後的翻譯皆以西班牙語譯文為本，不是英語原文。來自出版業內部的壓力使得這個目標很大程度上被阻撓，但是這個翻譯計劃讓我們提出一些翻譯上的一般議題：譯文相對於「原文」處於次要地位，而更確切地說，譯者相對於「作者」，乃處於次要地位。

在一個作者與譯者的角色故意被混淆的翻譯計畫中，狄莫普洛斯必須去創造一個與英語，尤其是文法上，極為相似的西班牙語文本——一種聽起來有點像英語的西班牙語，而讀者會認定為是「外國貨」，儘管風格上仍然可以接受。雖然The Pole的文本，包括裡面的對話，是用英語寫就，但是小說的角色在他們演出的小說世界裡，卻沒有一個是以英語為母語。在這個情況下，使得要產出一個西班牙語譯本變得更為複雜。在The Pole及其譯本El polaco中的對話因此一直出現說話者缺乏文字來表達他們所想，或甚至是他們的母語可能不讓他們看見該看的東西的情況。

這個翻譯工程也有其政治性的面向；那是來自我們越來越憂慮英語的全球性擴張，包括我們對全球翻譯產業失衡的憂慮：每年由英語翻譯成不同語言的書遠超過從外國語言翻成英語。如果這個統計數據反映了什麼，那就是相較於外面世界（必須？無可避免？）對英語世界在想什麼的關注，英語世界對外在世界缺乏好奇心。

在最後一章，我們會更深入探討忠實翻譯這個概念。譯者應該要企圖對什麼忠實：忠於文本裡的文字，或者是忠於譯者推論文字背後所揭櫫的意圖？而當譯者進一步在翻譯中編織出一套文本的詮釋，或者是在某些個案中實際上在回應原文文本，到底有沒有超出嚴格意義上的翻譯，朝向改寫／編，或是古羅馬人所說的模仿？

本對話中所描述的干涉主義翻譯策略，在幾十年前就被引領風騷的女性主義宗教學學者採用。他／她們重譯了（主要是基督教的）基本宗教文獻，目的是緩和仇女的偏見，並使相關文本對女性更友善。我們無法估計他／她們的版本可以存續多長時間，但是我們知道十七世紀末在巴黎的劇場上演的新古典主義版希臘悲劇，會告訴我們路易十四的法國多於希臘的神話世界。

第四章會在較為理論的層次處理「不可譯」的問題。不太有共同歷史背景的語言與文化會不會以完全不相容的方式來詮釋日常生活經驗的材料？顏色的專門用語提供我們一個方便的測試案例：我稱為azul的顏色，與西日辭典裡提供的azul的日語對等字，兩者是不是一樣的呢？我們能不能創造一種理想的、普世的語言，一種提供（可以說是）純粹意義的語言，讓人類在所有現存的語言之間進行翻譯？最後，我們如何詮釋一種對作者和譯者來說都很熟悉的經驗，也就是他們肯定在某個地方有一個單詞能夠完全對應他們心中的想法，卻找不到那個單詞？

在語言互譯的一般領域裡，有一項重大發展，是我們沒有在這裡討論的，原因並不是這項發展不重要，而是它的嶄新程度，還沒有人有立場來評估其極限（如果有的話！），尤其是談到文學翻譯的時候。

人工智慧的意念出現在一九五○年代，企圖要把人類進行的思維工作自動化。現在它已經進化到利用大型語料庫進行機器學習。這關鍵的轉變已經使得機器能建立自己的規則，而不是按程式設計工程師提供的規則完成指派任務。對翻譯，或其他牽涉到自然語言的混沌曖昧（fuzzy）的任務時，在過去已證明固定的規則是不足夠的。但現在，我們可以預期基於機器學習的自動化翻譯會改變大部分文本生產的風貌。這個發展對文學翻譯的影響有多大，是有辯論空間的，但是，認為翻譯實務和普遍的圖書出版業不會受到撼動，就有點天真了。

約翰・馬克斯維爾・柯慈

瑪莉安娜・狄莫普洛斯